希腊罗马名人传读后感2500字一：（2831字）
《希腊罗马名人传》是普鲁塔克的传世之作。
普鲁塔克是罗马帝国时期的早期希腊传记作家和伦理学家。他是西方秉承“春秋笔法”的著名代表人物。与中国伟大的司马迁遥相呼应，他开创了西方纪传体写作的先河，又被认为是西方“现代心理传记作家”的先驱。借助史料可知他是个“爱知识，广游历，重德行”的人。现存的主要作品有《希腊罗马名人传》和《道德论集》。它们是了解普鲁塔克生平以及学问思想的重要文献。
《希腊罗马名人传》简称《传记集》或《名人传》，它以古代希腊罗马广阔的社会政治舞台与激荡起伏的历史事件为背景，成功塑造了一系列生动的人物形象。一直以来，《名人传》都被认为是西方古典文学宝库中的瑰宝，它是一部容历史，文学，哲学于一炉的宏篇巨制，影响深远。《名人传》是研究希腊罗马历史文化的必不可少的典籍。
章节理解：
如前所述，《名人传》是部大制作。我现在只能管窥蠡测一番。
读完部分章节的第一个疑问就是：普鲁塔克为何采用“对传”的方式写他的“传记历史”？我们可以从哪里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他好像说过这样的话：“若要更好地了解各种人物性格之间的差异性或相似性，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将他们的生活和行动相互对照比较，就好像艺术馆陈列的肖像画一样”。他的回答也许只给了我们答案的一个方面。在一定量的对比阅读与理解上，我们或许会发现一些深层次上的问题，即答案的另一方面。这个答案也许是更根本性的，也许更具有说服力。他为伯里克利与费边写了《伯里克利、费边·马克西穆斯合论》。在传记中，他认为伯里克利所创造的雅典城邦的辉煌壮丽是罗马大帝们的创造所无法相比的，他认为希腊在这方面的成就是凌驾于罗马之上的。他为何会如此认为，这也许得因于他的“泛希腊主义情绪”，他被古希腊的成就与辉煌所感动并为其自豪，但他同时也对罗马帝国的文治武功深表赞扬。从这个层次上讲，我们可以说他是个“道德的折衷主义者”，他将自己的道德观隐匿于具体人物的具体事迹与言语心理之中，并通过对比显现出来。对比，不单单是传记作家的专属吧？在历史观的培养与形成中，它也应该成为重要的研究方法，但也不单单局限于历史观！
读完部分章节后就会发现，《名人传》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写作模式。写作模式不应该被反复的褒贬，它只是作者帮助我们理解作品与历史的梯子。《名人传》中，作者总喜欢先交代人物的家世背景，家庭教养，道德培养，青少年成长遭遇，然后把重点放在主人公的建功立业上。这些人物，或因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而扶大厦之将倾，或长期忍辱负重却救人民于水火之中而悲壮地结束生命。这期间，他往往会写一些很有意思的“传说”。在《努马传》中，他就先探寻了努马的谱系，试图澄清努马与毕达哥拉斯的关系，接着写他在罗慕洛无故失踪之后经屡次推辞而继国王之位，紧接着写了他于神女的传说以及他的种种政绩，在最后他还不忘写一下努马的后代和继任者，从正反两面突出努马的道德魅力与历史功绩。作者对主人公的描写总是从广阔的背景出发，力求全面。虽然，这种写作模式在总体上表现的比较明显，但是主人公们的出身，经历，性格相貌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使得作者笔下的人物总是各有特色，同中显异。不得不说，作者那炉火纯青的语言艺术，绘声绘色的叙事能力，超强的结构驾驭能力以及恰当的思想评论和传记背后沉甸甸的历史思考正是《名人传》生命力的集中体现。鲜明的人物性格特征总能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适当的言语评论总能给读者以道德的启迪。史书就是人写给人看的，它就应该从人的审美趋向和精神需求上出发。
即使读的是部分章节，我们还是很容易看到普鲁塔克特别推崇柏拉图主义，他很重视道德的实践，他的哲学思想的重心与中心是伦理道德问题。《阿基斯传》被认为是作者着重渲染其道德理性的代表作之一。阿基斯出身富贵，却是个彻底的“反享乐主义者”，他在社会风气败坏的大环境下依然克己奉德，遵守神谕；他号召人民相信并遵守吕库古制定的法律；他率领的军队纪律严明，英勇善战；他为人温良仁厚，是因相信了他的敌人而成为被监政官处死的第一位斯巴达国王。普鲁塔克在该传的结语中写道“这就使爱他的人比仇视他的人更应当责备他了”，阿基斯显然成了普鲁塔克道德的化身。普鲁塔克注重宣讲道德，但他同时强调要客观对待伟人的道德瑕疵，认为“写传记就像画肖像画，画家不应忽视人物的瑕疵，但更不应该夸大”。历史学家到底应不应该在他们的作品中表现他们的道德观？我觉得有这个必要，不然史书就成了时间数字与人名国号的堆叠体了，但是，这种道德表现应该恰如其分，这只有大师才能做得到。普鲁塔克的作品启示着传记作家他们的工作不应使历史失真，却应该使人类的本性的“真善美”的一面保持新鲜。我们看到，《名人传》中的英雄伟人难免有“豪华奢靡，私生活放纵无度，过于温厚善良，容易鲁莽冲动”等道德缺陷，普鲁塔克虽然有泛希腊主义情绪，但他总是能比较客观的写他的作品。他对努马与吕库古的道德，历史功绩等的描述与评价完全坚持了客观的态度，可见一斑。
《努马传》中努马继承王位一事给我们带来了“妥协”的话题。罗马人不希望萨宾人做国王，萨宾人也不希望罗马人做国王，于是，一个折衷的方法就被提出来了：“要么由萨宾人选个罗马人做国王，要么由罗马人选个萨宾人做国王”。强大的罗马人选择了后者。这是一种高超的政治智慧，它使许多问题得以迎刃而解。诚然，努马的历史功绩是伟大的，但是，倘若没有这种“妥协”的政治智慧做支撑，也许一切都会化为乌有。努马即位之事，也是普鲁塔克道德折衷主义的深刻体现。历史能给人什么呢？从努马即位的历史中，我们应该看到“对抗”与“对话”的显著区别，在大力建设“公民社会”的今天，合适合理的“对话方式”显得尤为重要。
《努马传》以及《吕库古传》中两位立法者借助神谕（即依赖宗教）立法，借助神谕治理人民的鲜明事迹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深刻的哲学命题！在遥远的古代，统治者抑或是立法者可以借助“宗教”乃至“美好的风俗道德”来治理天下人民。那么，在传统的普世价值基本不复存在，在人类道德观念四分五裂的今天，我们的法律与制度将与何同行？我们的社会在没有法律的时候又将如何继续健康运转？是重新“发掘善良的人性”吗？是建立新的“现代宗教”吗？“法治”与“人治”在哲学上甚至在事实上到底有没有可行的结合点？我们需要思考，长久的思考！也许，教育是一个有利的途径。我们看到吕库古使教育完全担负起了立法的功能（具体措施不再獒述），也因此而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功效。如此看来，以教育代替立法；或者将教育和立法结合起来，以教育促进立法，的确是一条不错的历史经验。但是，在现代社会，教育的内容与形式又成为了我们的思考对象。只要人类存在，这个问题就会被不断的思考下去！
普鲁塔克认为，显赫的功绩并不一定能和美德划等号，人物的一言一行更能清楚地显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性格趋向。因此，他的作品比较专注与探寻人物的灵魂心理，在心理的探寻与描写中建构人物的丰功伟绩。他的这种写作理论与实践使他当之无愧的获得“西方现代心理传记作家的先驱”的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