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读后感1800字篇一：（1853）字
初读《万历十五年》，幸而，这显然不是一本枯燥乏味的历史书，作者运用了平和的记叙手法，这点倒是让我想起了曾十分爱看的《易中天》品三国，当然这本书更严肃一点，通俗易懂的文字将我们置身于明朝之殿，以及其错综复杂的利益争斗，人情善恶，和让万历及读者都有些倍感无奈地政治体制，文官体制。
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但就像风暴前的平静，又如同作者黄先生所说：“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万历皇帝10岁登基，在位长达48年，又有张居正这样的能臣亦或是奸雄，这不禁让我想起清朝一位流芳百世的英明神武的君主——康熙皇帝。同样是幼年登基，在位时间冠绝该朝，同样有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却为何命运迥异，一个被认为是明朝衰败的根基所在，一个却开创了康雍乾盛世。首先，不得不提对万历有着深远影响的大学士张居正。
在万历年幼时，张居正在危难之际保全了皇室的安全，并进而成为首辅大臣，对于万历的种种事物牢记于心，他是一个有野心的政治家，是他首先意识到明高祖所建立的统治制度，随着时代的变迁，岁月的流逝，越发显得不合时宜，他力推改革，成就了万历即位以后第一个欣欣向荣的十年。但我认为，也正是他毁掉了万历，张居正权倾朝野，组建利益集团，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颇有鳌拜功高盖主的味道，为积弊已久的朝堂埋下了隐患的种子。而万历皇帝呢？对于张居正他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是怀有对前辈的尊敬，还是对他庞大的政治力量有所依赖，有所依仗，还是对于这位朝中具有无可比拟地位的大臣，心生恨意？张居正去世半年后，因为各种言论，弹劾对张居正的冲击，让这位亲政不久的皇帝感到对他的信任简直就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张居正和冯宝，万历年少时最为亲近的两人，后来都不得善终，这对万历的心理上觉得也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和难以磨灭的创伤。
另一个让万历变得不死朝政的原因就是让他倍感无奈的政治体制——文官体制。身为九五之尊，也只能是一个“活着的祖宗”。长期以来，中国一直以儒家思想为正统思想，不仅是正统思想，更是统治思想，本来这是帝王用来喝令权臣，统治天下的思想利器，个人认为最能体现这一思想的便是一句“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岳飞亦或是《水浒》里的悲情英雄宋江，都未能摆脱这一思想，但时至万历，已经变成了万历想励精图治的巨大障碍，没有统治，只有约束。万历无能为力，只能以消极的态度对待朝政，对待群臣所谓的道德压力，于是开始了不理朝政，不思进取的万历年代。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但以秦国商鞅变法为先，统一全国，依法治国的效力可见一斑，但秦国又迅速地覆灭，秦王的横征暴敛，滥用劳力，民不聊生，固然是一方面，但哪个朝代的后半期又不是这样？我认为当时的人文思想没有统一，没有被君君臣臣的思想所束缚住，也是原因之一。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不仅仅是一种人文思想，更是一种统治文化，一种将天下士子的思想能集中统一的利器，是一种帝王之术。古代科举制度的论题一般也以孔孟之道，四书五经之类为题，而一般不以时事政治，怎样具体的治理国家为题，因而这种道德至上的风气一直伴随着整个中国封建社会，重德轻法的弊端便是许多行政，经济，管理问题变得政治化，道德化，上纲上线，难以以统一的数字化标准来衡量好坏，造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局面。
作者也在书中评注道：“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律，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写作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
万历虽也曾有雄心壮志，但终究还是一个悲情皇帝，思想道德上的束缚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虽在位长达48年，但长期不理朝政的他还是留下的骂名与非议。当我们徘徊于王朝的兴盛与没落之间，我们是否能够回归历史，正视历史。本书留给我们的最大思考，便是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显然万历的悲剧说明了以道德代替法律荒谬之极，但反观当今社会，我们拥有了比那时健全的多的法律制度，名目繁多的法律多到直接催生了律师这一职业，但显然道德的缺失又成为了一大问题，道德问题无法通过规章条例来硬性规定，如同小悦悦事件的冷漠路人，他们应该受到道德的谴责，但如果受到法律的制裁，是否也是一种悲哀？是否违背了以人为本的精神？那怎样才能找回社会所应具备的基本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这又是一个当今社会继续思考的问题。
当我们行走与历史与现实之间，我们是否能以史为鉴，哀之鉴之。万历的悲剧我们不会重演，但我们应积极思考现代社会给我们带来的问题，避免成为下一个悲剧。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1800字篇二：（1869）字
《万历十五年》，其英文原版名称为《AYearofNoSignificance》，为黄仁宇1976年左右于纽约州纽普兹州立大学所著。是一本贯彻作者“大历史观”的力作。
《万》一书使用详尽又活泼的语言对1587年前后当时政治、军事、思想中的几个代表人物进行剖析，这其中包括万历皇帝朱栩钧、首辅张居正、申时行、清官海瑞、将领戚继光和哲学家李贽。希望由此梳理出中国传统社会管理层面存在的种种问题，并希望在此基础上面探索现代中国应该摄取的经验和教训。谈古之意在于讽今。虽然用着类似显微镜的视角，其实黄仁宇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希望从这些人物或者事件中引申出他的“大历史观”（MACROHISTORY）。
当年《万》一书由耶鲁大学出版，一时洛阳纸贵，好评如潮。给1980年被纽普兹州立大学解聘的黄仁宇带来无数的荣誉。这些的确是一种强烈的反差，当时他正为生计艰辛做煎熬。这本书也在1981年在大陆出版，由廖沫沙题写书名（廖为黄仁宇在1938年《抗战日报》的同事加朋友），我们当然当时看不到，这样的书，完全只能给高级干部作为内参读物发行。
黄仁宇曾经因为从某个历史人物或者单独的历史事件来对历史进行解释所困惑。作为一个在美国三流大学中教历史的教授，他被要求用90分钟对中国五千年历史事件做出串联，并且给完全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做出所谓中国特色的合理解释。如果用传统的历史观来上课，几乎是不可完成的任务。这个从有困惑的时期开始，他就试图将放宽历史的视野，将整个时代或者三五百年的跨度来研究历史，然后再推敲出事件的缘由。《万历十五年》就是他大历史观点的小试牛刀之作。
从这本书引申出来的两个观点主要是：
1．大历史的观点。黄仁宇在书后写道：“以短衡长，只是我们对历史的反应，不足为大历史。将历史的基点推后三五百年才能摄入大历史的轮廓”。他把中国近代史从传统观点中以清朝末年开始一直延伸到明末清初。并试图找出近代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落后的原因。
2．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而不是用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以道德代替法律，是黄仁宇一贯批判的做法。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要分析当初的技术水平而非只从道德的角度出发。“君子小人”不是一个历史人物的终极评价，“善与恶”亦非历史事件的本质。黄仁宇指出：中国封建社会最大的问题是以道德代替技术，因此不能建立数字上精确的管理。这样的后果导致现代化的姗姗来迟。
前阵子中央电视台主旋律电视《辛亥革命》，很多评论认为对于慈禧太后、袁世凯等人的描述太过温情或者没有原则，对整个革命事件的评价似乎跟以前不一样。我认为是编剧已经默认了这个观点并试图来解释历史的缘故。从1981年《万历十五年》出版到现在已经过了22年，黄的大历史观点几乎成为历史学界的主流观点，但在最主流的CCTV历史剧中，这样的趋势现在才开始出现。让我们感慨在中国，学术界和传媒以及民众交流的迟滞程度。
这是我所及其推崇的好书，是因为他完全用我们不曾用过的视角，并且有着及其优美流畅的文笔。象讲故事一样把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娓娓道来。看完这本书，会有非常奇怪的感觉：一是历史书居然可以这样写的如此饶有趣味。二是怎么和我们固有的观点如此冲突但却如此言之有理？比如在文章中，疏于朝政的万历皇帝居然是如此放弃励精图治的，清官海瑞却变成了一个对朝廷及民众毫无用处的古怪官僚。戚继光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清醒的现实感，在一个以道德为基准管理的国度里面，居然能实现小规模的数字管理等等。
而黄仁宇魔幻般流畅幽默的文笔，则使这本书具有非凡的可读性。在《黄河青山》的书评中，约翰厄卜代克（JohnUpdike）甚至形容他的文笔仿佛具备卡夫卡的梦幻特质。任何一个即便对明史毫无兴趣的人，一个对历史一窍不通的人，也仍然可以以看小说的愉悦心情阅读：
用一段书中结语来结束这篇稿子，顺便证明吾言不虚：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足。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做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www.guaze.com 读后感)(www.guaze.com 读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