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读后感1500字一：（1573字）
比起唐诗宋词奢华雕砌的韵律和仪仗，诗经里的句子更多的给人是未经雕琢的真诚感和冲击感。就好像唐诗是精雕细刻的窗棂檐角，满是技巧，仪态万千;诗经则是古朴的石阶，苍凉的站在那里上千年。感觉里两周战国时候的古代人们总是最真诚的，诚恳的歌颂祖先功德，诚恳的拜求风调雨顺，诚恳的去想喜欢的姑娘。风，雅，颂，随便抄起一段，寥寥数字，却又是那么的读不胜读，美不胜收。
初读《诗经》的时候，只是感觉每句必有一字不识，但是偏偏是这种磕磕绊绊的陌生感觉更让人感觉美好，仿佛凭空多了一股犹抱琵琶半遮面半遮面的感觉。就比如这一句“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这个“僚”字，就是抵死不会认识的。但是偏偏能懂得它的意思，“僚”么，不就是“撩”么。美人月下倩影，拨撩小伙子的眼，也扭扭捏捏拨撩着自己的心。不管当年的古代人为何而写，写为何意，反正几千年后的我是这么理解的，也自觉得理解对了，月出而皎，美人身材窈窕，多么美好多么诚实的意向啊。还有脍炙人口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如果不是看诗经下面的注释，谁知道雎鸠是个什么，君子好逑的“逑”又是什么意思。但是偏偏是这么一句，就那么直接击中你的心里，让你猛的一下想起自己的淑女或是君子，让你就想不顾一切的去“求一求”自己的意中人。“心乎爱矣，遐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一句“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没什么特殊的地方，没什么雕砌的辞藻，但是就是强烈又直接的说出了每个人从小，从第一次恋爱就想说但是没能说出来的话。两周战国时候的人们就这么凶猛直接，能准确又强烈的表达自己的感情写在诗里歌里，而且让几千年后的看到的人感同身受。就好像是一股风来，从千年前吹来，到读诗看经的人身边为止。
大概看过外文诗歌的人都知道，凡是此类的诗歌，即使是每句都有一词不认识，读来也远胜于译文。总是感觉有那么一股内在的韵律和情感在句子里，有个把词不认识，也绝不会影响这种感觉。之前我不了解这是怎么回事，直到某个下午，奉老师的命令拿起诗经又一遍细看的时候才猛然发现，原来这种偶有字不识，读来却甘之如饴的感觉全世界都是一样的啊。诗经就是这样，几千年前的一群古人，留些呐喊的，呢喃的话下来，精简又精简，流传着，丢失着，散佚着，直到传到今天我们手里。传到我们手里这些，代表的是几千年来人们共同的感觉，共同的躁动，因为没有共鸣的话和片段都已经在前年的历史中散失掉了，留下来的，都是人们心里最深处，最能认可的，最能感动的语句，这种感觉中外大抵也是一样，要不外文的诗歌也不会流传到中国来。越早远的诗歌，技巧便越少，流传下来经受的考验就越多，能流传下来的那些，带着的共鸣力量也越多，也大概便是诗经中的语段，看起来总是不如唐诗宋词精致，却仍然有简简单单的感动人吸引人的力量。与唐诗宋词相比，现代的很多诗歌也是更显浮躁，总是感觉不如唐诗宋词隽永，大概也是没有经过时间提炼的的缘故，比隽永，总是比不过这些几千年的老古董的。
说实话，我是不太喜欢诗经里那些政治道德和价值理想之类的呐喊的。因为站在几千年后的历史来看，这些当时的价值观和道德观，都是些统治者麻痹劳动人民的工具，很有一些腐朽且不堪，这些情感的表达，比起爱情啊，对风调雨顺的渴望啊，对战争的厌恶，对不归人的思念啊这些人类更真诚的情感来说，自然要低一个等级。一句描写悲哀的妇人等待丈夫战争归来的诗句，总是比一句号召士兵上战场效忠君主的的诗句更有感染力。人的本性的朴素的情感虽然在历史的不同时期，是不会变的，而表征着这些情感的朴素又遥远的诗句，更是会历久弥新。这大概就是很多人认为“国风”是诗经最高艺术成就的原因之一。
略一品读诗经，就有这么多不着边际又实实在在的感受。由此可见其魅力一斑。千年传下来的老古董，论隽永，论冲击力，果然是值得品味学习。这诗里的味道，即使再传个几千年，大概也是不会变的吧。
诗经读后感1500字二：（1505字）
在《诗经》《楚辞》这两大中国文学的发端鼻祖中，我们很少看到后世诗人们最常爱的花，而只是草木。自由生长的草木犹如大地伸出的触角，曲折蜿蜒，绵延不息。歌之咏之如同古人自然的生活。《楚辞》是士大夫所作，咏物言志寄托情怀，他们不需亲自下田，只把农人采摘下来的香草制成的香囊配带在身上，香草美人喻君子，杂草恶木似小人，但词意深奥，如果破不了文字障，诗人的内心很难亲近。相比之下，《诗经》中的草木要来得自然生动得多，劳作中的人们身边有什么就唱什么。草木在这里更多地被真实地还原，自然地咏唱。
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
你在那边远远的山上采葛草吗？藤茎蔓生纠缠不解，就如我一日不见你啊，好象过了三年。你在那边远远的山上采萧艾吗？浓郁的香气在山间蔓延，就如你的气息啊，让我怀念。采摘通常应该是女子的事情，那么想念的人应该是一个男子了。葛是那时候一种最常见的经济作物，人们拿它织成葛布做成衣服。但葛藤最是缠绵，长的可达十多米，茎叶交错攀爬，《楚辞》中也有“葛蔓蔓”的说法。萧艾在古诗中经常被一起提到，那是一种极易蔓生的带着浓郁香气的草，古人常采集它的枝叶，晒干后混合动物的油脂，做成今天寺庙中燃的香烛一样的东西，用于祭祀。劳动和生活就是这样密不可分，他们的感情不是水上的浮萍，不是天边的游云，是生长在山间的藤蔓，摘不完剪不断；是弥漫在周围的每一缕味道，呼吸空气就是呼吸你。
顾随先生说，《诗经》中写愉快少，写忧伤多。离乱之音中慌年怀人，更是有别样的心忧。
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寘彼周行。
这又是一个正在采摘的女子，这次她采摘的是卷耳，这是一种叶子上有小锯齿，果实上长满了到钩小刺的野菜。春秋时期，种子附着在牛羊毛上由边疆传入中土。苍耳到处可见，无法想象这样的尖锐的植物在饥慌的时候是重要的充饥。女人们采集它的嫩叶，在水中反复地煮，直到去掉它的苦味。那是慌年才不得不食的草。在这样的艰苦的时候，男人还在远方打仗，站在高高的山岗上，眺望他回来的方向，身体的饥饿内心的思念让人如何捱过岁月（www.guaze.com）。这首诗的第二、三章换了角色，变成男子的口吻，也好象是女子想象中的他：“陟彼崔嵬，我马虺隤。我姑酌彼金櫑，维以不永怀。陟彼高冈，我马玄黄。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马儿都已眼发花，腿摇晃，如何才能不想家。
《诗经》最著名的一道野菜应该算是《采薇》中的薇了。“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说它著名因为它也就是大名鼎鼎的“采薇首阳山”中那个野菜。薇菜也叫薇霍，也就是野豌豆，历来为贫者所食，伯夷和叔齐在商亡后隐居首阳山，身无一技之长，抵死不吃周武王送来的粮食，采薇为食。被一个捣蛋的女子看到，说这野菜也是周地植物，你们为什么要吃呢？结果终于是饿死了。好象这样不识大局冥顽不灵的人并不值得同情。《采薇》中远别家人的戍边兵士在归途的风雨霜雪中想起采薇的人，此时薇不单是赖以生存的食物，更是一种节令更替的象征，当野豌豆紫色的花在眼底花开花谢，归乡之期也一延再延。“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采薇》中的最后一章历来被认为是中国古诗中最美的片段。激烈的战争终将结束，回乡路上饥肠碌碌的小兵，心中的哀是大哀。
“何草不黄，何日不行！何人不将，经营四方。”什么草儿不枯萎，哪儿有一天不奔波。这是《小雅》的最后一篇。忧中有了愤，堪堪乱世，人不如草木。草木还有春来发新伢的机会，我离开家乡离开你，却可能再也不能回来。
生长在《诗经》中的草，因了我们想象的泉水不停地灌溉，在书本的字里行间伸展出每一个叶片，郁郁葱葱，蔓延过我们荒芜的心田，为我们充当最恰当的精神食粮。
诗经读后感1500字三：（1281字）
近年赏析之风颇为流行，但我认为这类文章并不好作。尤其是讲《诗三百篇》中的作品，首先须通训诂，其次还要明诗旨。因为风、雅、颂距今已远，其可赏析处往往即在字、词的训诂之中。加以旧时奉三百篇为经典，古人说诗每多附会;不明诗旨便如皓天白日为云霾笼罩，必须拨云见日，始能领会诗情。这里姑以《关雎》为例而申说之，惟不免贻人以老生常谈之讥耳。
时至今日，大约没有人再相信《毛诗序》所谓“《关雎》，后妃之德也”一类的话了。说《关雎》大约是经过加工的一首民间恋歌，恐怕不会去事实太远。但《齐》、《鲁》、《韩》三家(包括司马迁、刘向)说此诗，都以为它意存讽刺。这又该作何解释?另外，古人很强调“四始”说(即《关雎》为“风”之始，《鹿鸣》为“小雅”之始，《文王》为“大雅”之始，《清庙》为“颂”之始)，认为把《关雎》列为十五国风的第一篇，是有意义的，并非编排上偶然形成的结果。这些都需要我们作出说明。
我以为，无论今文学派的《齐》、《鲁》、《韩》三家诗也好，古文学派的《毛诗》也好，他们解诗，都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不理解绝大多数“国风”是民歌，把每一首诗都拉到帝王、后妃或列国诸侯的君、夫人身上;二是把作诗的本意和后来的引申意混同起来。三家诗看到《关雎》中有“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展转反侧”的话，便扯到周康王身上，说诗意是讽刺他“失德晏起”，正如司马迁在《十二诸侯年表序》中所说：“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而后来的《毛诗》为了同三家诗唱对台戏，于是一反今文家法，大讲“后妃之德”云云，目的在于说它不是刺诗而是赞美之辞。如果我们认识到十五国风中确有不少民歌，并排除了断章取义的方式方法，则三家诗也好，《毛诗》也好，他们人为地加给此诗的迷雾都可一扫而空，诗的真面目也就自然显露出来了。
至于把《关雎》列为“国风”之始，我以为这倒是人情之常。古人原有这样的说法，认为《三百篇》所以被保存下来，乃由于它们是能歌唱的乐章而于诗义无涉，故有些讽刺诗或大胆泼辣的爱情诗也没有被统治阶级删除淘汰。我则以为，从《三百篇》的内容看，总还是先把各地的诗歌搜集起来然后为它们配乐，所配之乐，必不能丝毫不关涉诗的内容，而任意用不相干的乐谱去牵合。《关雎》之所以为“风”之始，恐怕同内容仍有关联。由于诗中有“琴瑟友之”、“钟鼓乐之”的词句，很适合结婚时歌唱，于是就把它配上始而缠绵悱恻、终则喜气洋洋的乐调，而沿用为结婚时的奏鸣曲。盖因恋爱而“寤寐思服”、“展转反侧”乃人之常情，故虽哀而不伤(“哀”有动听感人的意思);夫妇结婚原属正理，君子淑女相配并不违反封建伦常，故虽乐而不淫。这样，自然就把它列为“国风”之首了。直到今日，我们遇到喜庆节日，也还是要唱一些欢快热闹的歌，奏一些鼓舞人心的曲子，取其顺心如意。这并不是什么迷信，而是同喜庆节日的气氛相适应。如果办喜事时奏哀乐唱悼亡诗，撇开吉利与否的迷信观点不谈，至少产生败兴和杀风景的反效果，总是招人憎厌的。《三百篇》的乐章既为统治阶级所制定，当然要图个吉利，把体现喜庆气氛的作品列于篇首。这不仅符合他们本阶级的利益，即从人情之常来讲，也是理当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