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读后感1200字篇一：（1284）字
近日拜读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此书英文名为“1587，AYearofNoSignificance”，可直译为“平淡的1587年”。黄仁宇先生并非如传统史记般琐碎地描写该年事记，而是以1587年为支点，将明后期的历史支撑开来，更大的意图在于从人性角度阐释中国文明史。
历史本无所谓错与对，但人们在讨论历史的时候总爱如此评论：“如果当年韩信在汉中自立为王……”，“假如元朝大军向日本进发不遇到海难……”，这些言论无法改变已过去的事实，有意义的在于总结经验，以改造未来。昆德拉所言“永远隆起的硬块”意亦如此。
历史是欲望推动的，众多的欲望组成之合力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的力量之源。人类开始住在树上，想到地面生活更好，就到了地面。先是打猎为生，后觉得植物也不错，于是开始了种植。当然，这其中固然有很多冲突和矛盾，比如在有的人想从树上跑下来的时候，其他的强烈反对，“野兽来了怎么办？”“在地上怎么睡啊？……，这些反对和赞成冲突融合，推动了人类的进步。
最初的人类公社，是人类最团结的时刻，因为那时人常常挨饿，用马斯洛的理论来说，就是人的需求还处于最低层——生理需求。要吃饱饭这统一的欲望就是团结的基石，同一团队的人必须要相互配合才能猎取到食物。但通常这仅局限于内部，在部落与部落之间，如何获得更多的食物就不再是能靠协作解决的问题，资源争斗（抢地盘）则成了更能解决问题的手段，战争和掠夺由此而生。
在生理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更高层次需求相应而生。得到尊重变成了理所当然的追求。由于得到尊重的主体必然是个人的，这种欲望彻底破坏了团结，成员之间相互冲突，出现了社会等级。
等级制度的确立并没有彻底解决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欲望的冲突，这种用暴力或者其他强制性力量对冲突进行缓冲，这种冲突急迫地需要解决，同时胜利者希望自己的地位能够长久保持，因而道德呼之而出。
道德实际上就是对欲望的抑制，是对欲望冲突最有效的协调中和。道德是神秘主义的法律，法律则意味着工具性，这种神秘主义色彩和工具性相互矛盾的两大特性同存。神秘主义是人类思维的黑洞，是超越人类理性思维之外的东西，中间蕴涵着最强大的能量，这就是道德这个工具难以控制的根源。希特勒从这个黑洞里舀了一点能量出来便世界大乱，拉登沾了一点就能制造“9。11“。
事实上中华帝国从古到今，道德都成为了最美妙的工具，自大汉王朝开始，就以道德为根基建构社会制度，但德治始终是美丽的梦想，当管理体系中的大多数成员都把道德当成有效手段，整个社会呈两幅画面，一方面，道德追求是人人挂在口头的目标，然而私下大家都非常默契对追求自己的私欲。出了清官就是楷模——楷模本身就意味着稀有罕见，然后大家都怀着万分景仰的心态仰望海瑞，心中却想着自己的勾当，却谁也不肯去做海瑞，这就是中国政界的现状。这也是中国整个社会状况的缩影，绝大多数人都将仁义道德披上，穿上这件漂亮绚烂的衣服，以高尚的名义，行苟且之事。
总结：当道德变成谎言的时候，对欲望的抑制无能为力的时候，何不撕掉这层厚厚的包袱，以获新生？欲望是动力，过分地抑制欲望，也让一切都变得死气沉沉，自春秋战国之后，中国从此败落，盖为此。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1200字篇二：（1274）字
《万历十五年》，为黄仁宇1976年于纽约州纽普兹州立大学所著。是一本贯彻作者“大历史观”的力作。
万历十五年是历史的一个横断面，透视整个中国当时的制度与意识形态。<万>全书通过几个代表人物：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和哲学家李贽。进行全面的剖析，使我们对中国传统社会管理层面存在的种种问题进行梳理。
黄仁宇：“以短衡长，只是我们对历史的反应，不足为大历史。将历史的基点推后三五百年才能摄入大历史的轮廓”。这本书通过1587(万历十五年)年，剖开历史，通过某个历史人物或者单独的历史事件来了解历史。
书中写道"本朝开国二百年，始终以“四书”所确定的道德规范作为法律裁判的根据，而没有使用立法的手段，在伦理道德和日常生活之间建立一个“合法”的缓冲地带。因为惟有这种缓冲地带才能为整个社会带来开放的机能，使政府的政治措施得以适合时代的需要，个人独创精神也得以发挥。这种情况的后果是使社会越来越趋于凝固。"
"两千年前的孔孟之道，在过去曾经是领导和改造社会的力量，至此已成为限制创造的牢笼。在道德的旌旗下，拘谨和雷同被视为高尚的教养，虚伪和欺诈成为官僚生活中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无怪乎李贽要慨乎言之：“其流弊至于今日，阳为道学，阴为富贵！”以上种种情况，在长时期里造成了法律和道德的脱节。治理如此庞大
的帝国，不依靠公正而周详的法律，就势必依靠道德的信条。而当信条僵化而越来越失去它的实用价值；沦于半瘫痪状态中的法律也当然无法填补这种缺陷。"
黄仁宇在书的结尾这样写道：“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足。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做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万历十五年》指出道德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尤不可代替法律，但是从没有说道德可以全部不要，只是道德的观点应当远大。凡能先用法律及技术解决的问题，不要先就扯上了一个道德问题。因为道德是一切意义的根源，不能分割，也不便妥协。
本书文字优美流畅，视角宽阔，分析客观而深刻，是一本难得的好书。这本书给我们一个启示中国社会至今还陷在同样的一个核心问题，即法律的独立性。以至于人们生活在一个含糊不清的混乱之中，每个人都被制度捆绑着，个人独创精神难以得以发挥，优秀的人才不能立足，社会无法向前，新的理念不能推广，道德全面崩溃导致腐败最后必然危及政权。落后的制度必然要被淘汰，无论你给一个没有法律/宪法独立的国家穿上什么样的外衣，都于事无补，中国几千年的循环足以论证了这样一个事实。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1200字篇三：（1273）字
《万历十五年》很有名，我也已经读过好几遍了。近来再重读一遍，又有了一些新的感受。
中国古代政治的最鲜明特点是观念治国。
早在国人历史早期，古人便凭借想象将世界和自身进行描述和理解。这倒也不稀奇，几乎所有文明的早期都有这个特点。但将想象充分赋予到政治中的，中国却是为数不多的。最好的例子是周公旦分封诸侯国。周公同几乎所有的古人一样，不能科学地理解天下的构成；他同时认为周王贵为天子，万民理应万世顺从，但后来的事实表明，并非如此。周朝人力图使政治体制顺应自然，但由于知识的局限，实际是让自然顺应了他们的意志，这便造成了政府行为自上而下的惯例，而中国人的性格在周朝初年最终形成，后世之人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这一观念，改都改不了。
再到后来，观念由对天的感性过渡到对儒家思想的理性。历朝历代的首要任务与其说是治国，莫不如说是对儒家思想的推广和执行；皇帝及中央政府的最重要责任与其说是推布政令，莫不如说是身先士卒，践行儒家礼仪，与万民做表率。至此，儒家思想也可以称之为儒教了。
造成这一现象的是中国的自然环境和政治传统。中国地域太大，自古而然，技术发展的限制迫使从周公起的统治者以观念规划全国，形成一套独有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的特点是上端细致入微，下端粗糙肥大。上端的统治者一是看不清下端复杂多变的实情，二是实在没有能力去处理数以千万计的分散在各地的小自耕农集团。为了统治的便利，只有靠观念，即后来的儒家道德。这种道德一来可以统一文官观念，让他们即使分散在各地，与中央隔绝，也能力解当地的疑难；二来可以规范百姓，使他们各自安分守己，少为国家制造麻烦。道德的产生是因技术的无奈，而实战的结果表明，道德的力量远远超过行政和司法，这就是我们反复强调“以德治国”的原因。
这种德治方式在起初是有利的，最有力的证据就是秦汉、隋唐创造的盛世王朝。然而时代在发展，我们永远也找不到放诸四海而皆准道理，永远也找不到一劳永逸的创造。这种制度的优越性到了明清时期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中国在历史的坐标系中开始走下坡路，这也许就是黄仁宇先生创作《万历十五年》的缘故。
《万历十五年》并非只写万历十五年这一年的故事，也并非只写万历年间的故事，他写的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优越的终结，是对“以德治国”的深刻剖析。取名“万历十五年”也许只是个象征，也许只是因为音韵的和谐。
中国古代德治政治的优越性结束了，形式也结束了，但它的流毒却远未终结。儒教的本本没有多少人再学习了，儒教的精华没有多少人再记得了，但儒教的糟粕却深
深扎根在现代人的心灵深处，因为中国处于封建社会几千年，而进入现代社会还不到一百年。这种扎根的结果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人的劣根性，这就是现代中国人还存在的诸多毛病。即便是年轻人，任你穿的很“哈韩”，吃的很“欧美”，唱的很“港台”，但骨子仍未脱离中国人的“奴性”以及其他任何“恶劣性”！儒教讲究“仁”，二“人”即为“仁”，中国人是研究人的人，最擅长“玩人”、“治人”、“整人”，因而任何朝代的任何一级组织的任何一次改革与反改革、革命与反革命，始终绕不开人事的问题，最终的落脚点都是对人的整肃。(www.guaze.com 读后感)